那位“李先生”冷笑道：“皇上为我大明难得的英才之主，奋万世之雄心，立志要富国强兵、中兴大明。这些年里，西北抗鞑靼，东北御土蛮，东南海面上还要剿灭倭寇，要募兵备武，要整修兵甲修造战船；还要整治黄漕两河，给你们大大小小的官员增加薪俸、养廉银；还要开那么多的工厂、矿山，建那么多的大小学堂，这么多事情哪一样不要花银子？整饬了财税制度、惩戒了全国各地藩王宗亲，闹出了那么多的乱子，所为者何？还不就是银子吗？皇上还把宫里每年的开销用度减了又减，还闹到堂堂朝廷竟向商人举债的地步，国库里的银子也不见得就能够用，不得已才想出了个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，多织丝绸棉布，卖到东西两洋的外藩诸国去换银子。这便是我大明朝当下的实情！”

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一大段话，那位“李先生”觉得口干舌燥，就喝了口茶，润了润嗓子，接着说道：“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，可谓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可是，圣人有云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那些百姓焉能体会到圣心之深远？要么自家不改，要么改了之后产出的丝绵都拿去卖给那些小作坊，织出的丝绸棉布就不好，也买不上好价钱，岂不违背了皇上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的初衷？只有把田地卖给我们，让我们的作坊织出上等的丝绸棉布买给东西两洋的商人，才能赚回来银子，缴纳给朝廷好去做那些大事。你齐府台是名满天下的才子探花、官场士林瞩目的后起之秀，日后前程不可限量。可你却为了一点田价高低，迟迟不肯让他们卖田给我们，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作主，这不是书生之见，又是什么？”

齐汉生冷冷地说：“本府辱蒙圣恩，知府苏州之前，拜辞帝阙，曾得到皇上亲自接见，皇上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的初衷，本府岂能不知？可若是只为了给朝廷多赚银子，皇上也就不必再明发上谕，制定诸多鼓励桑棉的惠农之策了！”

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从冷漠变成了激愤：“国计民生兼则两全，偏则俱废。本府之所以向朝廷提出‘以改兼赈，两难自解’的奏议，原本就是秉承圣意，上解国忧，下舒民困。本府感谢诸位愿意拿出自家钱粮来买田改种桑棉，可照你们那样的改法，顶多只解了国计之难，反添了民生之苦，那便不是本府提出‘以改兼赈，两难自解’方略的初衷，更不是皇上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的初衷。倘若为了能顺利推行国策而一任治下十几万灾民明年没了生计，则齐某把自己的前程看得也太重了！”

这就是把话给说到了死处，摆明了要断人财路！在座诸位乡宦士绅的脸色一下子比死人都难看了，都在心里愤恨地骂道：此人果然迂腐执拗不可理喻，难怪当年会忤逆圣意，跟着松江那个狗屁状元知府赵鼎一起上疏非议新政，落到廷杖罢黜的下场！若不是皇上看他们还有一点忠君之心，不曾附逆倡乱，赦免了当年非议新政之罪，只怕他们今生也就只配管领山水林泉，白白辜负了十年寒窗才换来的功名！

郑传恩刚才遭到齐汉生反诘之后，就一直没说话，此刻再也忍不住了，冷哼一声：“齐府台，老朽也曾在大明为官，对朝廷的事情也略知一二。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如今这个情势，我们买不买田倒没什么，贵师相夏阁老和刘中丞也从省里给你齐府台运来了那么多的粮食，灾民等着你官府借贷粮食也能度过灾年，兴许还能自愿把稻田改种桑棉，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也能顺利推行下去。不过呢，你当初给朝廷提出的那个‘以改兼赈，两难自解’的方略，还有夏阁老、刘中丞议定的那个议案，可就成了朝野内外的一大笑柄了。夏阁老、刘中丞已是风烛残年，几十年宦海积下的官声人望，即便毁于一旦也没什么，你齐府台却正是风华正茂，没来由在这件事情上栽跟头；更不要再犯下了当年的过错，落得没了下场。孰轻孰重，也不消我等多说；何去何从，你就好自为之吧！”

说完之后，他站了起来，也不看齐汉生，只把手在胸前随意一拱，说了声：“府台大人贵安，老朽告辞了！”转身扬长而去。

大明官场最重资历，即便是那些退职闲居的乡宦士绅也不例外。在场诸人之中，郑传恩当年的官职最高，也就无形中成为了众人的主心骨，他这么一走，另外几位士绅也都坐不住了，跟着拱手告退，鱼贯而出。

或许是被郑传恩最后的那些话说中了心中最大的担忧，齐汉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偌大的后堂上，只有他一个人枯坐在那里，灯光照射过来，他的身影是那样的孤独而无助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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