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不过放权到哪一步，这一点却很关键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外儒内法，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，追求的都是中央集权制，唯有道家是在追求小国寡民，但道家在中国有时更多还是一种思想和哲学，在政治上，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，便没有了政治地位，原本在魏晋南北朝又曾经兴起过一段时间，但也非常的短暂，随着宋王朝的建立，儒学正式开始进入全面繁荣的阶段，自此之后道学家便没有了在政坛立足的能力。

明清两代更是只考四书五经，甚至连史书、道德经、韩非子之类的书都称为是无用之书了，甚至因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，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样，几乎个顶个的是艺术家，这艺术家当皇帝虽然不太好，但总归对于艺术和文化还是持开放意见的，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时候，主要呈现的状态是百花齐放的，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，又或者是事功学，都有人继承和发扬。

但到了明朝，因为朱元璋自身没什么文化水平，而古代科举取士，最后一关都是由皇帝来出题的，为了不让自己出洋相，同时也是为了钳制官员的思想，所以朱元璋特别规定，四书五经必须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，其余的书则都不用看，所有考试内容必须以理学章义为主，不能偏离理学的范畴。

这一下立刻就让儒学窄了很多，最后发展到后来，儒学就变成了世人眼中一个不知变通的样子，其间虽然也有过王阳明龙场悟道，最后使心学一脉重振雄风，但最后还是在时代的变迁下，变成了旁门左道，一直没有取代理学的地位，只是撼动而已，这也直接导致明清两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较保守，存天理灭人欲，这是理学的宗旨。

但这种事情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，所以最后理学也只能变成口头上的宗旨而已，而在宋代则不一样，各种各样的儒家文化被发扬光大，有的人遵守理学，有的则喜欢心学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，同时科举考试也不单单只是考四书五经，还要考诗赋、策论、史书，这些都是必要的，但到明清两代，八股取士则只中文章，不再重策论了，这些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倒退了。

在明朝甚至还有一个笑话，有一天老师让学生去看一看司马公写的史记来开拓视野，那学生却说道：“这司马公可是进士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“”那可是举人？“”也不是。“”难道是个秀才。“

“也不是。“”那我看他的书作甚，连秀才都没考上，这样的人写得书，读了也没用。“这就是明清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坏影响，连司马迁是汉代人物，而汉代没有科举制度都不知道，也难怪后世的中国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了，这些不得不说，确实跟儒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。

而此时的宋朝，儒家也非常的兴旺发达，并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，尤其从工业时代开始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脱产阶级，也即所谓不用劳动养活自己的阶级，他们依靠股权、地产等资源就可以使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，这些人往往也是艺术、文化、哲学思想的拥趸，毕竟没有这批闲的没事干的人，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会有倾听者了。

你渴望工人去品鉴一番艺术品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汴京城免费的艺术馆、博物馆多达一百多座，但你很少能够在其中见到工人、劳工、佣人的身影，博物馆并不禁止他们入内，只要他们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可以了，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，但他们却连免费观看的都不愿意，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代沟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如何赚钱，活过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，至于艺术品，文物，古董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。

通过富裕阶层的供养，如今的宋朝文化界，思想却是非常的繁荣，各种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，但是在政治上，儒家学派的支持者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，这种论调在原本的中国是个禁忌，大家虽然都喜欢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这个国家，但是在口头上却没人敢这么说。

但随着儒家丧失了科举的唯一性之后，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，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，因为跟儒家相比，法家要更加重视君主集权这一点，在法家看来，天下所有的权利最好全部归于皇帝来控制，然后由皇帝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所有人都像是机器人一样，各自安守自己的岗位，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得到昌盛了，这对于赵昕来说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呢。

而儒家则虽然也鼓吹君主集权，但儒家所谓的集权，是把地方的权利集中于中央，然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这是他们的集权方法，与法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，法家认为权利要全部归于皇帝，而儒家则认为皇帝最为只做一个吉祥物就好了，让臣子来管理国家，才是最好的制度，这一点从明朝的内阁制便能看出一二，无论是万历皇帝，还是嘉靖皇帝，还是正德皇帝，都是好几十年不上朝的，但朝廷却并不会因为皇帝不上朝而出现任何的动乱，就是因为内阁制度，把整个国家的权利，代理给了官员，从而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转，这便是儒家的根本。

法家则不同，他们提倡所有权利都归于君主，但君主不好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啊，所以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法规，以此来规定整个国家的运行，从而达到大治，儒家则是依靠人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总而言之，可以粗线的分成是一个依靠规则来治理国家，而另一个则依靠人类治理，一个是法治，一个是人治。

这两者其实没有谁好谁坏之说，法治固然更加有规则，对于百姓来说也更加有利，但却有其时效性，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后，很多人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诈骗，而那时法律还没有规定互联网诈骗应该怎么惩罚，这就是法律的性质，他是具有滞后性的，而人治虽然不如法律靠谱，但却可以在很多问题上，立刻根据当时的情况，由官员自由心证来解决。